记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为什么考古学界称其为

记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为什么考古学界称其为

宿白,字季庚。1922年8月3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兼教研室副主任。1979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兼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美国洛杉矶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2000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2016年5月,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94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宿白先生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的肯定。
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很多考古学界的知名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或者再传弟子。宿白先生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是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佛教考古、建筑考古以及古籍版本诸方面,成就斐然。但是,这样一位被誉为是考古学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外界却知之甚少。在为数不多的采访当中,他也只是谦逊地称自己只是北大的“一个教员”。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同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冥冥之中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宿白先生与北京大学和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宿白先生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中学期间,他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当时的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奴化教育,历史、地理课的内容只涉及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他们越不讲,宿白先生就越想知道。1939年,宿白先生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
心无旁骛,醉心考古
1944年本科毕业以后,宿白先生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个时期宿白先生听了许多外系的课程。如冯承钧先生的中外交通、孙作云先生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的古文字学、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等,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宿白先生的职业生涯是从北大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经冯承钧先生介绍,宿白先生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这为他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先生晚年的一件大事,就是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共计图书11641册并金石拓本118种。
宿白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一年多之后,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经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商量,宿白先生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工作,这样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宿白先生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工作。
2013年,宿白先生荣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这是北大教师的最高荣誉。在相关的报道中,有一位记者用了《此中无限兴考古可醉人》作为标题,文中写道:先生的人生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见微知著,融会贯通
宿白先生的田野考古报告和论著、讲稿正式出版的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和《宿白未刊讲稿系列》6种,都是相关领域的经典之作。
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库区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1954年,宿白先生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1957年《白沙宋墓》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白沙宋墓》的编写无先例可循。至今整整50年过去了,《白沙宋墓》一版再版,其开创的编写体例和对墓葬结构、墓室壁画的精深考证,仍深刻地影响着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徐苹芳先生在《重读〈白沙宋墓〉》中写道:重读《白沙宋墓》,使我体会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对宿白先生治学方法的认识。宿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微观,“大处着眼”是指宏观,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有机结合。治学要从微观做起,从收集史料(包括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鉴别史料、利用史料(指尽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限度上获得接近于史实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重大问题,这便是宏观的研究;微观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微观研究做得愈细致愈扎实,宏观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这样一部“微观”与“宏观”相互结合,“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典范之作。
宿白先生是公认的中国佛教考古的创立者,1996年8月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共收入宿白先生自1951年迄1996年间的23篇论文,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中国石窟寺研究》出版后即获得美国史密森学会的第三届“岛田奖”,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该奖项,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誉为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
宿白先生在学生时代就曾经参观过云冈石窟,深为“巨壮,世法所稀”的云冈石窟造像所吸引。1950年,宿白先生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组织的雁北文物考察团的勘察,又曾到大同云冈考察。次年宿白先生去敦煌勘察石窟,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就是从云冈和敦煌开始的。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敦煌七讲》的专题讲演中,正式提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问题。徐苹芳先生指出:“什么是石窟寺考古学?简单地说便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石窟寺遗迹。考古学的方法最基本的是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但是,石窟寺遗迹属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毕竟和史前考古学上的各类遗址不同,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清理、记录和研究石窟寺遗迹,确实是一个新课题。”
宿白先生认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有四个研究程序:对石窟寺遗址作忠实、客观和科学的整理记录,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能根据记录基本上恢复其原貌之标准;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研究;分期分区的研究;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同样体现出宿白先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治学方法。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是在宿白先生年近70,受西藏文物部门之邀,为了整理1959年藏地佛教遗迹调查资料而进行的研究成果,被学界称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自公元7世纪中叶迄20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
宿白先生曾于1959年6月赴藏,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调查工作,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宿白先生回忆1959年西藏之行的时候说,“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当时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白先生拿的是一台“莱卡”机。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宿白先生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当时,几乎每调查一座寺院,先生都会绘制平面图和立面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虽是步量目测,却“八九不离十”,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1988年8月宿白先生再次赴藏的时候,得知当年调查的有些遗迹遗物已经不存在。西藏归来,他开始整理30年前的调查日记,此时他已经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参考了260余种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努力,1996年完成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在这本书中,宿白先生主要从寺院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筑中常见局部构件——柱头托木的演变两大方面,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并列出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结合这个分期,阐明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先生自陈:“写的时候,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候。”“只盼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无法顾及其他。”
身为示范,桃李天下
宿白先生治学严谨,每篇文章都经过反复修改之后才会公开发表,绝大多数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每部文集结集出版的过程中,宿白先生都会亲自加以修订,如收录在《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中的《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文后注明“本文初稿写就于1997年,最后一次修订于2007年11月”;收录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公开发表于1956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7年10月再版的时候,增加了两处注释,增补了四处内容,此文初稿成于1951年3月,至1987年10月校讫,已逾36年。宿白先生常说“校书如扫尘”,有些文集出版之后,他随即加以勘误。1996年《中国石窟寺研究》出版,宿白先生做了长达三页的勘误表。所以,宿白先生的文稿即使再版,也并不是原样重印,许多文章都经过先生重新修订。宿白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足以为后学者楷模。
宿白先生不但重言传,也重身教。他潜心治学,从不参加无谓的社交活动,但对于考古新发现,只要是身体尚可,他就会亲自去考察。我曾随先生赴内蒙古、河北考察,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先生已经调查完古城归来。到河北宣化调查古建筑的时候,先生告诫我要先看清楚再记录,自己则边步测边记录,当时的调查资料,后来发表在先生的《宣化考古三题》中。
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教学岗位奉献了一甲子,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先生在总结宿白先生为中国考古教育作出的贡献时说:“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除了考古,在育人方面,宿白也是贡献卓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徐光翼曾说,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和间接是宿白的学生,真可以说桃李满天下。

宿白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宿白书法

宿白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一代宗师。考古学界称其为三个半教授,赞扬他在汉唐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石窟寺考古和古代建筑方面的学术贡献。同时,他也为中国考古学培育了许多栋梁之才。然而宿白很少接受采访,对于无数的名誉和头衔,他唯一认可的是北大教员这个称呼。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宿白喜欢这句藏族萨迦格言。

1959年,宿白随着中国国家文物局前往西藏,考察西藏文物遗迹情况,发现西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于是以考古学的方法对藏传佛教进行仔细探测和记录。

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

2004年,教学育人五十载的宿白先生因身体原因不再继续授课,但他依旧关心着北大和北大学子的发展。2009年他得知因修建水电站,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盐田可能被淹没。已是米寿之年的宿白立刻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对当地文物保护提出可行性建议,最终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千年盐田风景得以延续。

宿白在读书时代和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打下的坚实的文献基础,以及源自考古学家对于遗迹遗物的特有敏锐度,使他意识到历史考古学中研究方法的探索成了紧迫的任务。他在《白沙宋墓》中开创了全新的撰写体例和标准,力求剥离报告主体和编写者自身的研究思路,对考古实物和现场进行客观、忠实和完整的记录。《白沙宋墓》所开创的编写体例、墓葬结构和墓室壁画的精深考证,都使得它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经典之作。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六窟维摩像

《白沙宋墓》

1922年,宿白生于辽宁沈阳。他的童年浸染着军阀割据混战的阴影,少年在日本伪满殖民统治下度过:上中学时,我逐渐对历史和地理产生了兴趣,在伪满时期,这两类课只讲东北,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越是不讲,我就越想知道。1939年,宿白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攻读研究生,在北大图书馆兼职工作,任善本编目人员。上午考古组、下午图书馆的生活,沉潜于书斋而又可广泛涉猎,这段时光,为宿白在后来魏晋考古研究、版本目录校雠和雕版印刷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埋下学识积淀。

宿白便签

与此同时,宿迁还是世界著名石窟和石刻研究学者。他曾多次主持北大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工作,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对其进行测绘、研究。1996年宿白出版《中国石窟寺研究》,收录了他自1951年以来的23篇相关论文,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过程,被誉为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2016年5月21日,第一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将首个考古学领域的终身成就奖颁发给考古学家、北大考古学教授宿白,以表彰他为考古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宿白先生因病在北医三院与世长辞,享年96岁。

考古学界活跃的诸多知名学者都曾受教于宿白。比如曾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大声疾呼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是宿白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而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领域深有造诣,继宿白先生后成为这一领域优秀代表的马世长,也是在宿白先生指引下,走近石窟,走上了佛教考古的道路。尤其是守望敦煌半世纪,被称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也正是参加宿白先生带领的田野实习中,第一次来到莫高窟。

1988年,时隔多年再次进入西藏的宿白发现,很多寺庙遗迹都在文革中被毁掉了,因此他开始着手整理当年的材料,一方面为复原做准备,一方面着手开始撰写研究著作,《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由是成书。这本书详细记录了西藏地区的寺院建筑、佛教文书和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的藏传佛教遗迹,开创了中国藏传佛教考古的先河。

2017年4月29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泰斗和新中国考古人才重要培育者的宿白先生。95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腿脚行动不便,已有多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此行回访母校,宿白先生不为见故人、寻故景,而是为了一睹赛克勒博物馆新近陈列的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展。

1951年,宿白主持发掘禹县白沙宋墓,同年参加了敦煌石窟调查。1957年起,他先后指导学生在云冈石窟、南北响堂山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等地进行调查和研究。他投身于中国佛教石窟研究多年,耗费无数心力,走访名山大川,进行实地调研和测绘,对各个有历史研究价值的石窟均作了大量的基础性调研和资料保存。

1962年宿白在敦煌莫高窟

宿白的考古生涯第一铲,源自于著名的白沙宋墓。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宿白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库区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地区仿木建筑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复杂、内容最丰富的一处。五年之后,由他执笔的发掘报告《白沙宋墓》出炉,一举成为新中国考古报告的奠基和典范之作。

1952年院系调整,宿白正式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工作。他在北大开设的课程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古代建筑、古代葬书、从考古发现看中西文化交流和汉文佛籍目录等。直至在耄耋之年离开高校讲台,宿白在北大学习和工作时间超过一个甲子。

迄今为止,宿白著作中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辑丛》《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几种出版,这些著作都是宿白经过十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反复修订、核查、勘误之后的版本,被视为考古学的经典之作。曾有记者问宿白,从事考古工作五十多年,有没有什么遗憾。宿白回答道,要说遗憾,是没做出什么东西,我连个教材也没写出来。现在看来,我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我们这一代,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宿白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任系主任,先生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北大考古教育的发展。

1979年他去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57岁了还要把身子悬在峭壁上用四肢攀岩,差一点失足。他事后听说,当地文管所的一位年轻人就在跨越相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坠崖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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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宿白先生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总数逾万册,其中不乏珍稀的线装书、金石拓本。这些书籍如今被收藏在北大图书馆宿白赠书室,供北大师生借阅,这是宿白先生留给北大的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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